最新数据显示，上海被纳入政府管理名录的各类公园现已达1100座，成为名符其实的“千园之城”。在被纳入名录的公园数量增加之外，上海还建成了大量附属于建筑且对外开放的绿化场地和空中花园，在不断扩大规模的同时，持续提升公园及“类公园”开放场所的贯通和立体化程度，形成具有示范效应的城市公共空间体系。尤其是“十三五”期间，黄浦江核心段45公里岸线、苏州河中心城区42公里岸线相继贯通开放和基本贯通，构成 “超视距”尺度的滨水公园走廊，“让生活更美好”的“公园城市”巨作。
或许很多人并未注意到，上海还是中国首座城市公园的诞生地。漫步一江一河时，不妨溯源百年上海公园历程，其与“建筑阅读”恰如“图文并茂”。
俯瞰由外滩公园转身而来的黄浦公园（视觉中国）
从“华人禁入”的江滩，到“寰海联欢”的乐园
在苏州河汇入黄浦江的河口的南岸，有一座黄浦公园，矗立着上海市人民英雄纪念塔（下方为纪念馆），也是上海首座城市公园“外滩公园”的旧址。这里既有城市红色文化建筑地标，也有近代上海人民反抗殖民势力、争取平等权利的历史记忆。
展开剩余89%上海开埠后不久，登陆的外国人获准在县城北墙外租用土地建设定居点，引进西方近代城市的市政体制和设施。他们在修筑路桥楼舍之余，还带来了新的市政元素——公园。
纳入公共预算，供市民免费使用的城市公园，源于英国。19世纪30年代，英国颁布法令允许动用税收兴建城市公园以改善日益拥挤杂乱的城区环境。利物浦伯肯海德公园是据此法令兴建的第一座，于1847年建成对公众开放。这也是世界造园史上第一座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公园，之后，美国纽约中央公园、德国慕尼黑公园等相继出现。
外滩公园老照片
1868年，位于苏州河河口的外滩公园建成开放，成为上海最早的城市公园，开中国城市公园之先河。其英文名称为Public Park，中文译名公共花园、公家花园，中国人又习惯称其为外国花园或外摆渡公园，外文报刊亦有称之为外滩公园。此处最初设有草坪、灌木丛、乔木、长椅，后续增设音乐亭、煤气灯、电灯、假山、喷水池、雕塑等。音乐亭落成后，有外国管弦乐队每年在此举行露天音乐晚会。外滩公园虽开园之初即以公共花园命名，实际上却长期不向中国人开放，并在公园门口悬挂禁令牌，激发了极大的愤慨和抗争，直至1928年才解除禁令。
新中国成立后，这座公园的布局发生了较大调整，历经改建，公园与周边道路、堤岸、绿地充分衔接，逐渐由一座近代西式娱乐公园转变为一处纪念性场所。此处也是可以全方位领略海派建筑面貌的场所——环顾四周，可以看见外滩历史建筑群、外白渡桥、苏州河河口历史建筑群、浦东陆家嘴CBD当代摩天大楼建筑群，特别是全国第一高楼上海中心，还可远眺虹口港区建筑群。
从外滩公园旧址沿苏州河南岸回溯不到一公里，就到达四川路桥。如今桥畔有一座网红加油站，其新颖的曲线形金属屋面富于未来感，质感又犹如荡漾的水波。而在百余年前，这里曾是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华人公园”。
在抗争外滩公园“华人禁入”的过程中，上海道署诉讼至“领事法庭”并胜诉，在外国人定居区内划出一块位于四川路桥南堍东侧的土地，建造一座“华人公园”作为补偿。这座面积很小的华人公园，成为上海第一座向华人百姓开放的城市公园。1890年12月，华人公园开园，上任未逾一年的上海道台聂缉椝为公园大门手书“寰海联欢”匾额，并主持开幕仪式，直抒开放和谐之愿景。
华人公园不仅对华人开放，也对外国侨民开放，其气度胸襟，与外滩公园形成鲜明对比。后来，英国人又在外滩公园与华人公园之间修建了划船俱乐部，在苏州河繁华的河口区域，串联形成了休闲娱乐业态。华人公园不仅为隔壁的划船俱乐部提供了室外活动场地，还成为周边陆续建成的英商电车公司大楼、上海邮政总局大楼、百老汇大楼、河滨大楼等苏州河两岸的这些大楼们共享的滨水绿地景观，为周边街区环境品质增色添彩。
融合水岸历史建筑的开放绿地和空中花园
苏州河在水运时代是太湖流域和上海之间物资运输的重要渠道，两岸曾是上海近代民族工业的摇篮，亲历了上海工业及民族工商业的勃兴，也由此蜕变出近代城市建筑艺术博览区。新世纪以来，伴随上海城市更新的步伐，苏州河沿岸历史建筑陆续修缮焕新，并结合建筑的新定位新功能提升了附属开放绿色空间，包括开放绿地和空中花园，更加宜人。这些场所虽然并未全部纳入城市公园名录，但同样扮演着城市公园的角色，发挥着城市公园的功能。
上海总商会
从贴临着华人公园旧址的四川路桥，继续沿苏州河回溯，下一座桥是河南路桥。河南路桥北堍西侧的上海总商会旧址（今北苏州路470号），主楼南侧有内院花园，总体为新古典主义风格，朝向苏州河的院门采用券柱式。2010年世博会后，上海总商会旧址经过修缮迎来新生，河畔院内的花园也在翻新后对公众开放，实践着上海世博会所展望向往的城市生活理念。相较于沿河景观绿地，上海总商会旧址的花园显得静谧悠远，其对外开放，又直观体现出百余年前上海商界业已具有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公益善举。
上海总商会主楼于1916年竣工，采用文艺复兴宅邸样式；楼内的议事大厅曾是上海最大的会堂，拱顶跨度近20米，可容纳约800人，很快就成为近代上海华界政商的议事要地。数年后，上海总商会选出新任会长，施行了一系列的革新措施。他集中一批企业家力量，组成了财政、陈列、交通、公证等八个专门委员会，充实和健全了商会的职能。这位新任的上海总商会会长名为聂云台，为家中第三子，他的父亲正是那位在不远处华人公园题写“寰海联欢”匾额的上海道台聂缉椝。
聂云台在会长任上还兴办了工商业图书馆和商业补习学校，出版《上海总商会月刊》，培养商业人才，发布商界声音，致力社会公益。其中，上海总商会图书馆位于此处二楼，除专用房间外，二楼走廊也陈列书报。历史照片展示，走廊中有多重拱券，其中一券上有“商业图书馆”大字。此馆创办宗旨曰：“初议以商务书籍为主，便于商人之自修而已，嗣鉴于上海居民之稠密，而国人求问书籍之未得其方也，不敢不就其绵力薄材，以自效于社会。”因此，图书馆书籍涉猎广泛，最多时包含了哲学、宗教、社会、语言、科学、实业、美术、文学、历史地理等九大类万余册。
从上海总商会旧址沿苏州河北岸顺流东进两个街区，就到达一处更宏伟的新古典主义建筑——上海邮政总局大楼（今上海邮政博物馆所在地，北苏州路250号）。进入新世纪，上海邮政总局大楼转型成为上海邮政博物馆，包括原先用于邮件装卸作业的内院在内的大部分空间对公众开放。在大楼屋顶上，增设的空中花园焕然而出，几何图案的各色灌木欣欣向荣，映衬着经过精细修缮的钟楼和雕塑。游客登上空中花园，在领略邮政大楼的同时，还可俯瞰外滩公园、华人公园旧址，以及修缮后的上海总商会花园。
邮政博物馆
辛亥革命后，上海大清邮政改称为“上海邮务管理局”。彼时的上海已经是作为国际贸易网络重要节点的国际大都市。由于业务增长迅猛，到1917年，上海邮务管理局原先租用的办公楼已十分局促，北洋政府为适应上海邮政业务发展，也为了能逐步地消除外国人对当时中国邮权的控制，决心建造一幢自己的邮政大楼，并主张体现中国元素。但当时仍由英国人担任的邮务长，最终兼任了大楼建造总负责人，并主导委托英商事务所设计。由此，大楼外观整体采用英国古典主义风格，虽国别之意图很明显，却也颇具匠心。
这座大楼于1922年动工，1924年落成，位于四川路桥北堍西侧，即华人公园旧址斜对岸，往北两个街区之外即是当年的铁路老北站，尽享水陆转运之地利。营业大厅位于大楼东翼二楼，面积达960平方米，曾为“远东第一大厅”。分别面向四川路和苏州河的大楼东、南立面设有上下贯通三层的科林斯柱式，转角处矗立意大利巴洛克式钟楼，钟楼基座两侧围有人物雕塑。北侧一组三人手执火车头、轮船铁锚和通信电缆，象征近代成熟的交通和通信技术；南侧一组三人则为希腊神话人物，正中者信使莫丘里，头戴盔，手执带、棒，足生翅，左右者爱神，执笔、纸，旁有一地球，情景隽永，向史而新。
苏州河流域腹地的中山公园，深远影响不亚于外滩
外滩通常指的是今日延安东路与苏州河河口之间的黄浦江西岸滨水区，是上海近代城区的起步之处，一直是上海城区的核心。外滩历史建筑群被誉为上海的第一名片。这些历史建筑的门牌号由南向北增加，其中最南端的大楼是“外滩一号”，又被称为“外滩第一楼”。溯源“外滩一号”，会指向七八公里之外的中山公园，并发现，中山公园及其前身兆丰别墅，在一百多年的岁月中，竟然对上海城市总体空间格局产生着不亚于外滩的深远影响。
如今的“外滩一号”是一座带有巴洛克装饰的新古典主义宏伟建筑，于1916年建成。在此之前，外滩一号地块的前身建筑，曾被英国人霍锦士·霍格及其兄弟购进，成立兆丰洋行，再后又历经了转手，拆除，重建，方为今日模样。而霍格兄弟在外滩置业之前，更早还购入了吴家宅（旧时苏州河畔的村庄，位于今华东政法大学以东）以西的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两侧的大片土地，不久就在道路南侧地块内修建了一个占地阔达约70亩的乡间别墅，是为今日中山公园的发源地。霍格兄弟日后开办了兆丰洋行，故而此处别墅也习称兆丰别墅、兆丰花园。
俯瞰中山公园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
霍格兄弟在相距颇远的两处先后购地并非偶然，因为在中山公园和外滩这两者之间的线索后面，还有着更深层的近代上海城区发展渊源。19世纪40年代上海开埠后，登陆的英国人一度局限在今日外滩一带的外国人聚居区及附近。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人借口协助防备太平军而被默许向西跃进，辟筑极司非而路（今万航渡路）。霍格兄弟正是借此机会开启了在上海的大规模地产投资，之后才跻身外滩。上海近代城区的面积和经济体量也由此大幅度扩大，进而促动了外滩的进一步发展。
霍格兄弟最初出于地产投资目的在黄浦江外滩置业时，应该不会想到那里日后会成为上海城市第一名片上的第一门牌号；他们出于同样目的，在苏州河流域腹地的荒郊上置办兆丰别墅时，应该也不会想到，这一举动在之后的历史洪流中，深远地介入了上海城市空间格局的演进。
1914年，当时的市政当局决定购买兆丰花园，作为拟建的风景公园和植物园的首期部分，并依循道路为公园取名为极司非而公园。但因为这里数十年来习称兆丰花园，所以在管理部门的内刊，乃至社会上的公开报刊上，极司非而公园和兆丰公园两个园名通用；另外，由于靠近梵皇渡（原址位于公园西北面，今沪杭铁路二号桥东）故又称梵皇渡公园，1944年又改名为中山公园至今。
从开园的第二年起，通过陆续购买邻近土地，这座公园的园界逐步向南和向西推移。至1917年，公园已向南扩展到白利南路（今长宁路），1925年，全园面积已超过19万平方米。巨大的土地面积容纳着丰富的内容，除自然风光外，中山公园内还陆续建成了植物园、动物园、儿童游乐园、园艺试验场，并配套建造了各类建筑，建筑风格丰富多元。广阔的开放空间，丰富多彩的文娱设施，吸引着越来越多中外市民前往游览，形成积极预期，助力近代上海城区总体向西延展。
中山公园（视觉中国）
外滩作为中央商务区集聚的城市空间发展势能，通过大马路（今南京路）向西释放，但到达静安寺一带，外滩的辐射效应已很微弱，逐渐转为开发文娱居住业态提供动能，促进城区再向西部广阔腹地绵延。百乐门舞厅的开业是其中的重要举措，有力地牵引了起始于静安寺的愚园路向西开辟。而极司非而公园（今中山公园）作为20世纪初之前上海最大的公园，是周末活动的理想去处，对当时追求西式生活方式的各阶层市民具有更普遍的吸引力，商业潜力明显，这带动了愚园路越过百乐门舞厅继续西进，直至中山公园南大门收讫。
由于历史原因，近代上海城区并未编制总体规划，也就没有同期大都市通常都具有的城市中轴线。但翻阅各个时期的上海各类地图就不难发现，南京路-愚园路一线，仍在彼时的“自发生长”中，明显呈现出了近代上海城区西部区域发展主轴线的特征。这条城市的分区级别空间发展主轴线的两端，正是外滩和中山公园。以至于早在一百多年前，这条通路上已运行着电气化公共交通干线，也就是今日20路公交线的前身。从那时到现在，外滩-中山公园连线的“道路流域”一直是上海都市生活最繁华的乐章之一。
中山公园北侧地块，日后建立了圣约翰大学（其旧址位于今华东政法大学校园内），公园校园共同构成了更大规模的人工绿地环境，这里有力地互补着因总体规划缺位而绿化贫乏的上海近代城区。在后续的上海城市规划建设中，中山公园这一大片都市绿肺，作为不可动摇的既有条件得以延续，始终未被侵占或分割。例如历史上的沪杭铁路的线路规划，就在中山公园西侧贴临（今凯旋路一线）并设置站点；上海今日的内环线亦是如此。中山公园板块也因其重要的城市空间格局地位、悠久丰富的城市建设历史，聚集着不同时期不同风格的街区建筑，及其公园城市、花园马路的浓厚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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